国家粮油信息中心6月9日消息称，根据船期统计，2014年6月，中国进口大豆到港量预计约为635万吨，高于5月597万吨的实际到港量，为今年以来月度到港量次高水准。但业内人士担心，在更多的扶持细则出台以前，国际大豆生产企业可能会大幅提高对华大豆的输出量，造成国内大豆价格下跌，从而导致国内大豆产出进一步减少。比如，跨国投资企业丰益国际最近斥资30亿美元进驻东北，企图垄断国内非转基因大豆市场。
在今年第一季度山东地区部分贸易商对国际粮商多船大豆合同违约事件余波未消的当下，6月份再创新高的大豆进口量预计将再次引发业内担忧：进口商违约是否会再次发生？国内大豆过剩形势是否会因此加剧？早已丧失定价话语权的中国大豆产业，是否会再次陷入10年前或被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高价逼仓或因难以承担买进即亏的压力而“洗船”毁誉的尴尬境地？
话语权丧失影响犹在
2004年蔓延在中国大豆产业链的行业危机令人印象深刻，外资企业由此加强了对中国大豆市场的控制。而今，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还在试图进入中国大豆生产市场。与此同时，占据中国国内1/3大豆种植面积的黑龙江播种面积和产量却在逐年下降。
201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这一措施被认为有利于激发国内企业的生产活力。
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大豆行业很可能重演悲剧。中国虽然消费了世界上近30%的大豆，80%以上的需求却要通过从国际市场上进口来满足，但是，业内人士反复强调，过量进口并不是威胁中国大豆产业安全的主要原因，缺乏对大豆的定价话语权才是导致近期中国大豆产业陷入困局的根源。
一直以来，美国掌握着国际市场上大豆的价格，美国农业部定期发布的产量报告成为指引全球大豆期货价格走向的风向标。2003年，美国农业部调低大豆库存，CBOT大豆价格大幅上涨，引发中国大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疯狂抢购，随即国际大豆价格快速回落，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由原先的赢利变为全行业亏损，近七成陷入困境的企业被四大跨国粮商阿丹米（ADM）、嘉吉、邦吉、达夫收购参股。2006年时，外商独资或参股的企业已掌握了中国60%左右的大豆压榨量。
多次结价易被逼仓
2014年第一季度，山东多家大豆进口商被曝因无法从银行获得信用证，无钱支付到港的大豆，其已经购买的50多万吨美国和巴西大豆出现违约，违约金额在3亿美元左右。
而早在2004年，中国大豆业也发生过类似违约风波。但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认为，2014年的违约风波和2004年的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的大豆进口已经从正常的贸易行为更多地转变为一种国际贸易的融资手段，是一种银行等金融机构所不希望看到的恶性获利方法，存在较大风险。而面对风险，部分企业选择了“洗船”违约。这种做法虽然给企业提供了避免出现巨额亏损的可能，但却消耗了企业的另一项重要资产——信用。
另外，与2004年违约风波发生时的市场环境不同，2014年，国际大豆期货市场已从单次定价改为多次结价的定价方式。美国大豆的价格变化从先涨后跌改为先跌后涨，对中国买家来说极具迷惑性。
多次结价即外商可以允许进口商在相对长的点价期限内先行点价，行情上涨后再行洗单，累积价差成本，最终确定成本构成。这种方式在帮助进口企业降低采购成本的同时，放大了行情的价格波动风险。其中，对进口方最为不利的局面就是豆价先跌后涨，如果进口方在低位没有点价或不反向进行期货套保锁定成本，最后会被迫在高位点价结算。
而这种无奈选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期货市场并没有完全走向国际，大部分中国买家要通过国际粮商在CBOT进行期货头寸点价，国际粮商可以轻易掌握中国买家的已点价头寸和未点价头寸情况，使海外资金有天然优势进行逼仓。
大豆期货交易中心
为了避免国际资金再次逼仓、帮助中国大豆进口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大豆行业内人士一致呼吁，政府相关部门亟须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国内企业的联合和建立自己的大豆期货交易机构，甚至筹建与纽约、芝加哥和伦敦等交易中心竞争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巨大市场需求的作用，逐步形成全球大宗农产品定价话语权。
考虑到临时收储政策也未能有效稳定住黑龙江主产区的大豆种植面积，国家已启动试点补贴和产业扶持政策。业内专家认为，如果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实施后能稳住大豆种植面积，原料供应就会逐渐充足，相关部门应针对市场采取进一步手段推进加工企业开工生产。而若采取扶持政策，应该是一套从种植到加工，再从加工到流通的全产业链“组合拳”。
王小语则从企业层面提出了建议：借大豆进口进行贸易融资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范畴，企业应从大豆加工环节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同时，企业要充分利用国内期货市场进行全面风险管理，锁定成本，提高竞争力，不要让价格的涨跌影响正常经营，同时减少在国外市场上被国际基金“狩猎”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