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从银行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不仅如此，到八十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九十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一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的地方，我发现贫困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某地区的一个乡，那个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拉出去的矿产值约40万。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矿开了，环境破坏了、资源没有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矿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这些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第二个故事：我去的一个贫困县，那里的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地羞愧。很多人讲保护环境的时候表现得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贫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产权制度。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比如说，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
财政制度：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谈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还太奢侈。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但不能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剥夺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税收制度：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两千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百分之八点四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百分之二十几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百分之三十几以上。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资源的配置制度：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教育制度，医疗制度：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它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也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