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投资与消费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高投资、低消费的占比问题，而是投资与消费在结构、效率和质量上的问题。这与我国的发展阶段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速紧密相关，同时消费占比也存在一定数据低估因素。因此，不宜简单地从投资和消费的总量和占比上下结论，简单地限制投资、刺激刺激 消费。事实上，高质量、高效率、创新性投资不嫌多；而低端消费、不可持续的透支消费也不嫌少。应该从结构、效率和质量三个维度全面分析我国投资与消费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政策。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 黄剑辉
以要素投入为主的
粗放式投资模式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式投资模式。当前我国处在以要素驱动为主要动力的建设阶段，并正向效率驱动为主要动力的产业阶段发展，但目前投资仍主要以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为主。
一、资源要素的高投入。从我国的投资结构来看，2012年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的34%左右。其中，与基础资源密切相关的行业（包括石油化工，金属、非金属的冶炼与制造）占到制造业的30%左右，相当于占到整体投资的10.5%左右，再加上采矿业，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有14%左右投向了直接消耗基础资源的行业。此外，房地产、电力燃气生产供应等高资源依赖型行业的比重也相当高。
二、土地要素的高投入。作为对土地资源具有较高依赖性的房地产行业，2012年的投资占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比重超过25%。
三、能源要素的高投入。2012年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占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体的15.1%。投资对能源要素高投入的依赖导致单位GDP能耗居高不下。2011年每万元GDP能耗为0.69吨标准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约为0.31吨标准煤/万元，此数据经过标准油向标准煤换算以及货币换算）一倍多。
环境污染的巨大外部成本未体现在投资决策中。成本是衡量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但由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及管理并不健全，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成本普遍未体现在投资决策中，粗放式的投资扩张给环境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产生GDP的质量也相对较低。2011年单位GDP平均产生固体垃圾70克/元，废气1.43立方米/元，废水1.39立方米/元，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民间投资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近年来民间投资不断发展，2012年末民间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达60.4%，较十年前约30%的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2012年美国为81.4%）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目前民间投资的发展仍受到行业准入限制，据统计，全社会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个，而民间投资在传统垄断行业所占比例也非常低。此外，民间投资还面临着融资渠道不畅通，项目审批障碍较多等问题。
创新性投资明显不足。现有投资结构中，与粗放式投资占比较高对应的是创新性投资的明显不足。目前科研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4%，明显落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瑞典为3.4%，日本为3.3%，美国为2.7%）。创新性投资不是简单地通过要素投入增加未来产出，而是通过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在增加产出的同时也能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和市场，是经济实现跨越式、赶超式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全球正处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下，在国外3D打印、页岩气、云计算等一系列重大技术不断实现突破的背景下，我国创新性投资明显不足可能导致再一次落后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与投资匹配的金融制度不合理。一是间接金融为主的融资体系，使得大型国有企业更易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中小企业难以获得相应融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投资的发展。二是利率尚未市场化，导致资金要素价格扭曲。三是资本市场功能尚待完善，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性企业的融资渠道受阻，导致创新性投资占比较低。
收入分配不合理抑制消费增长
收入分配不合理与社保制度不健全抑制消费增长。一是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从1992年54.6%下降到2009年的49.0%，不仅落后欧美等发达国家5-6个百分点，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城乡、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不公与差距过大，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已连续十多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三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居民对消费存在后顾之忧，消费者信心不足。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合理增长的最根本手段。
产出与消费结构存在内外错配。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现存产能很大一部分用于出口而非国内消费。在不改变产出结构的情况下，即使将国内的刺激消费手段发挥到极致，也无法满足国内的供需平衡。因此现在一味地依靠各类刺激手段鼓励国内消费不仅收效甚微，还可能引发提前消费，甚至过度消费、透支消费。
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问题影响国内消费。近年来，中国居民所表现出的境外高消费需求，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形成强烈反差。一方面国内消费需求低迷，一方面国民却在为全球消费需求大作贡献。究其原因，与我国国内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较差有密切关系。比如近年来屡见不鲜的奶品安全问题，导致大量“中国妈妈”海淘洋奶粉；再如国内旅游景点乱收费与劣质服务，导致大量国内游客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境外旅游景点等。这表明我国居民并不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不敢也不愿在国内消费。
短期刺激消费政策导致提前消费。为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其中，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层面推出了一系列“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优惠政策，采用购置税减免及财政补贴等手段促进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短期刺激内需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短视政策，却导致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提前消费，甚至透支消费。由于耐用消费品的使用周期很长，在政策退出后，后续需求明显不足，这也是导致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不断下降的另一个原因。
近年来鼓励透支消费的做法可能造成长期严重危害。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消费观念落后是导致我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甚至提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传统观念在我国由短缺经济进入产能过剩阶段后已经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提前消费”、“超前消费”的观念。在不少年轻人中还出现了“月光族”，“日光族”的现象。同时社会上公款吃喝、大肆浪费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种观念和做法不仅不可取，还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过度透支消费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符；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导致家庭部门负债过高，引发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过度消费也解决不了我国消费不足的根本问题。
不宜简单从总量和占比下结论
我国高投资、低消费的现状与发展阶段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速紧密相关，同时消费占比也存在一定数据低估因素。因此，不宜简单地从投资和消费的总量及占比上下结论，简单地限制投资、刺激消费。事实上，高质量、高效率、创新性投资不嫌多；而低端消费、不可持续的透支消费也不嫌少。应该从结构、效率和质量三个维度全面分析我国投资与消费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政策。
依靠改革红利改善投资结构，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和创新驱动。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正在由要素驱动的建设阶段向效率驱动的产业阶段过渡。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由总量增长转变为经济结构和产业的升级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动力由要素红利变为改革红利、制度红利。对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降低要素（资源、土地、能源）依赖产业的投资比重，积极鼓励高质量、高效率、创新性的投资。
在投资结构升级中允许存在合理程度的产能过剩。不少人认为产能过剩是我国应限制投资规模的一大原因，但要实现投资升级，需要允许存在一定的合理产能过剩。一是产能过剩是结构调整的动力，没有产能过剩，就无法通过市场实现高端产能淘汰低端产能。二是产能过剩保持市场始终处于供略大于求的状态，使生产者处于激烈竞争，有利于技术的进步。三是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控制了通胀的水平。因此，不能因产能过剩就限制高端产能、高效率产能的扩张，而要允许这些产能通过整体的产能过剩来淘汰低端产能。
积极鼓励高质量、高效率、创新性投资。一是积极鼓励民间投资的发展，逐步开放当前垄断行业的进入门槛，鼓励市场化的高效率民间投资进入垄断领域；二是大力鼓励创新性投资，加大新兴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三是加大投资对环境损害的评价和监管力度，要显著增加投资对于环境损害的外部成本，影响投资决策，促进投资质量的提高。
金融制度的发展要匹配投资升级。一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发展创投、风投、创业板等融资途径，为创新性投资开辟融资渠道；二是发展各级债券市场，大型国有企业可发行成本更低的长期债券，将信贷资源和股票市场让位于民间企业、中小企业，后者也可通过公司债、中期票据、短融等手段进行融资；三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少金融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利差收益与风险对等，从而加大银行对中小企业、民间企业的放贷动力，并减少民间融资、影子银行的规模。
改善消费结构、效率和质量
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从根本上改善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一是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调整初次分配利益关系，通过税收补贴等措施实施合理的二次分配，减少贫富差距，增加整体居民的边际消费需求。二是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社会保障福利水平，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广覆盖、保基本、分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村民变市民”的政策障碍，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工及子女的利益，促进城市低收入群体消费的提升。
实现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一是降低食品消费在整体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主要依靠增加居民收入，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来保障。二是提升服务